金灿荣:中国的工业化实力奠定了美国要面对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“老二”对手
2022-10-21 15:15 | 来源:未知 | 作者:admin

 1.中国学习马赛罗德四先生,中美可成为“功能性伙伴”

 
 
 
2016年是1991年苏联解体25年以来最为混乱的一年,发生了许多意外之事,专家的预测都错了,出现了“特朗普现象”。特朗普是一个非职业政治家,欧洲目前面临恐怖袭击和难民的双重压力,土耳其政变,英国脱欧,巴西政府混乱,这些乱象背后的首要原因就是世界经济衰落,缺乏合作意愿。
 
 
 
第二个原因是大国间的关系疏离,俄罗斯由于乌克兰危机、叙利亚问题,与欧美国家有些芥蒂。中国由于东海、南海问题,与日本、美国关系冷淡。大国间的疏离关系直接影响国际合作的质量,而国际合作的关键就在于大国合作,小国合作的意义并不大。
 
 
 
第三个原因是恐怖威胁。这三大原因,经济、大国关系、恐怖威胁是导致当今世界乱象的直接原因,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以美国为核心的“一超多强”的世界秩序出现了问题。
 
 
 
2.特朗普执政后或和四类国家发生矛盾:盟国、邻国、贸易国、伊斯兰国家
 
 
 
世界上有三个特朗普,一个是作为商人的特朗普,一个是作为竞选人的特朗普,还有一个是侯任总统的特朗普。他为什么能胜出呢?因为他非常有意识地选择了美国裂痕的一边,哪一边?三个一边。第一,迎合中下阶层,以反体制的面目公开抨击现有体制内的利益集团;第二,迎合右翼。第三,迎合白人种族主义。
 
 
 
从政治策略上看,这是非常聪明的方式,因为这三类人群都是多数群体。由于社会分裂,其中一派的愤怒情绪非常强大,而这一派的人数众多。所以,特朗普先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一个“造反派英雄”,而不是“革命领袖”。他不可能会给美国体制带来变化。
 
 
 
但他会对三种人发起冲击。
 
 
 
第一,对美国体制内的精英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发起冲击。
 
 
 
第二,对美国的盟友体系发起冲击。当今世界大约有六十几个国家属于美国的盟友,这些国家的战略建立在美国的保护之下。如果美国现在表示,拒绝保护盟友国,让他们自求多福,在这种情况下,这些盟友国的定位就会出现问题。
 
 
 
第三,对美国过去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产生冲击。因为特朗普先生追求美国第一,经济优先,而不是世界第一。
 
 
 
对于世界格局,根据过去一年多特朗普的表述来看,我预测,在他执政之后,很有可能与四类国家产生矛盾。
 
 
 
第一是盟国,因为他希望盟国承担更多的安全成本,目前,特朗普已要求日、韩出具美国的驻军费用;
 
 
 
第二是邻国,特朗普向美国老百姓承诺拒绝接收非法移民,为此,他计划建立“美国版的长城”,这对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而言是一种羞辱;
 
 
 
第三是伊斯兰国家,由于他口无遮拦,曾坚决表态反对穆斯林移民美国,这必定会与56个伊斯兰合作国家组织的人民产生矛盾;
 
 
 
第四是贸易伙伴国,包括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。所以,据此来看,其实中国所遭受的冲击并不在首列。日本比较紧张,作为盟国且是贸易伙伴,会产生两次矛盾;墨西哥最倒霉,作为盟国、邻国、贸易伙伴国,与美国存在三次矛盾。
 
 
 
3.中美关系或是机遇:战略压力减少,经贸压力增大,需要预为之谋
 
 
 
因此,特朗普上台对中国的冲击非常有限,因为中国在美国体系以外,且13亿人自成体系,所以中国人可以淡定。
 
 
 
但对中美关系还是会有影响。特朗普会将他的商业特性融入执政理念,尤为重视经济利益,“ Money money go my home”是他的特色,就是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。
 
 
 
他现在对中国有些意见,认为中国人赚了他的钱,抢了他的工作,所以我估计他上任后,中国的经贸压力必定会增加,对此,我们需做好准备,预为之谋,不排除半年后,他命令财政部假借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理由,提高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。
 
 
 
但另一方面,特朗普先生对海外推广民主的影响,肯定弱于希拉里·克林顿女士,克林顿女士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务卿,设计了著名的“回归亚洲政策”,英文表述为Rebalancing Asia(亚太再平衡),这个词其实是贬义的,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,它暗示了中国是麻烦制造者。
 
 
 
其以亚洲Balance system(平衡系统)为前提,它提出,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平衡,而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,肩负恢复平衡的义务。这一理论为美国的回归亚洲政策提供了合法性,从这一方面看,我们中国应当向其学习。
 
 
 
美国能把坏事说成好事,明明是他在亚洲搅局,使得亚洲地区烽烟四起,却把我们定义成一个捣蛋者,而他则是秩序恢复者。在话语权的争夺方面,美国很有竞争力。
 
 
 
15日,中国海军救生船在南海有关海域发现不明装置。为防止该装置对过往船舶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产生危害,中方救生船采取专业和负责任态度,对该装置识别查证。经核查,该装置为美方无人潜航器。图为美国无人潜航器同型产品
 
 
 
坦率地说,中国这几年还是有点难受的。因为与周边国家产生了许多矛盾。原本东海局势非常平静,中日韩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计划之中,但美国一回归,日本右翼开始挑衅钓鱼岛,中日韩谈判至少在这几年有所停滞,未来会否彻底临床死亡?我不清楚。如果克林顿女士当选总统,她一定会继续阻碍三国谈判,这对我们的战略发展非常不利。特朗普先生主观上并不那么重视亚洲,这或许是我们的机遇。
 
 
 
所以,我的结论是,特朗普执政后,中美关系会有些变化,但时间较短,变化有限。具体而言,我们的战略压力会减少,经济压力会增大,但中国经济力量相对较强,也更擅长处理经济摩擦。因此,中国应当保持淡定。
 
 
 
4.不同于美国19-20世纪的对手,中国的“工业化”促使中美力量均衡化提速
 
 
 
想要理解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,必须正视一个现实,即中美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想象得更快,因为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中国实现了工业化。我认为,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之一,就是中国实现了工业化。坦率地说,绝大部分知识界人士忽略了这点。制造业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力量来源,具备强大的制造业一定也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,而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。
 
 
 
1949年以前的中国处于农业文明阶段,1949年新中国成立,这一年将被历史铭记为中国工业文明的起点。中国每30年完成的工业化成果,大致相当于欧洲100年达到的水平。至2016年底,中国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。今天的中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。
 
 
 
美国在20世纪曾面临三个对手,先后是德国、苏联和日本,这三个国家在他们最辉煌之时,制造业总量是美国的70%,但始终无法超越美国,最后沦为“老二”。中国2010年制造业总量悄无声息地超过了美国,同年,发电量也超过美国。多年后再回顾过去,2010年必定是一个转折点。我们知识界、理论界的多数人其实还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,所以我们的理论落后于实践,无法解释实践,甚至经常拖后腿。
 
 
 
截止到今天,中国制造业的结构相对落后,附加值较低。这样的情境下,2015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50%,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生产量是个天文数字。在人类工业文明史上,没有任何国家的年度钢产量能够达到2亿吨,历史上最高年度产量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1.8亿吨,但中国的钢产量是3.8亿吨。
 
 
 
除了低端工业,我们也有高端工业,高速计算机在世界500强范围的最新排位,是与美国并列第一,均为171台。不仅在数量上与美国齐名,关键是我们的“天河二号”连续六次排名第一,今年上半年落后至第二名,取代它的是另一台中国超级计算机“神威”。但在2001年参与500强评选时,中国竟落榜了。因为中国最好的计算机也未达到及格线 。
 
 
 
另外,中国产业体系最具完整性,从火柴到火箭的制造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,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这个能力,体系的完整性就是力量。第三,中国的学习能力世界第一。这反映在两方面,一是逆向工程能力特别强,二是从经济学角度看,善于利用后发优势。中国工业的体量大、体系完整、学习能力强,这三点我认为是成功的。
 
 
 
当然,展望未来我们中国不能满足于此,还须要不断创新。现在网民都称克强总理为“超级推销员”,他推销三样东西:高铁、特高压、第三代核电。我们已经给英国建造了一个欣克利核电站,未来还要给英国建造高铁。
 
 
 
2015年10月21日下午,中国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(EDF) 正式签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协议,中广核牵头的中方联合体将与EDF共同投资兴建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
 
 
 
综上所述,其实中美之间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我们想象得更快,对美国形成了挑战,坦率地说它不适应。这是未来中美关系最大的麻烦。虽然麻烦,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稳定中美关系,必须承认,美国是过去500年诸多西方列强中相对优秀的国家,软硬实力都较强,确实值得尊敬。
 
 
 
5.跳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三个理由:新选手、新背景、新国际体系
 
 
 
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老教授格瑞哈姆·埃里森坚持认为,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了,他的研究告诉我们,近代史上16次权力转移,有13次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,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。2014年1月《世界邮报》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,他说道,“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,不适用于中国,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。”随后,他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。
 
 
 
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,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一场与原有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。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,就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,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。这就是人们一直担忧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
 
 
 
新型大国关系由三个要素组成,第一不冲突、不对抗,这是底线。第二相互尊重,第三合作共赢。美国接受第一点。但不接受第二点,美国人认为他是上帝的宠儿,公开地在报纸上宣称,“你要平等待遇?It is not only a mistake,it is a crime(要平等待遇不仅是错误的,而且是罪行),”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。对于第三点合作共赢,在有些方面双方可以合作,并且实现共赢,例如防止气侯变化、打击恐怖主义、打击海盗、遏止跨境犯罪等。
 
 
 
有没有可能跳出来?我个人比较乐观。有三方面理由。
 
 
 
第一,老游戏、新选手。一看就是老游戏,但是选手却是新的。中美两个国家不同一般,首先体量大,均是超大型国家,具备核武器。物理上必须和平共存。
 
 
 
其次,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型国家,但不是标准的民族国家(Nation—State),民族国家血缘比较单纯,而这两个国家都是多元化血缘,非常复杂,只能依靠文明认同聚集在一起,宽容度比一般的民族国家更大。以前美国的对手是德国、苏联与日本,他们都学习西方“打拳击”式的正面对抗方式,而中国采取“打太极”式的温和对抗方式,张弛有度,以柔克刚,你生气时我不做声,你心情好时,我骂骂你,美国没碰到过这种对手。
 
 
 
第三,双方的文化存在许多共性,都是世俗主义国家:中国是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?”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,皇帝轮流做,明年到我家”。美国也一样,个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哲学,崇尚实用主义,非常灵活,换个说法,两国都不是一根筋。
 
 
 
第二,老游戏、新背景。首先,我们都是核武器国家,不能开战。其次,处在全球化时代,各国联系密切,我们利用美国体系的公共产品,比如自由市场、国际投资、国际技术、品牌、市场渠道,获得了发展机遇,这对美国也有益处,因为中国的加入使得美国的领导地位更加稳固,若是真的惹怒了中国,中国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穷困国家都组织起来。中国是天然的“丐帮帮主”。
 
 
 
第三,这一百多年来,国际社会、国际体系有所进步。一方面,联合国、国际法比以前更加刚性。另一方面,美国主导的20世纪国家关系,比欧洲主导的18、19世纪国家关系更加文明。以前,大国的崛起,必定要通过欺负周边国家,将他们变成殖民地;而现在则通过高品质的产品占领国际市场,这是进步。
 
 
 
因此,中美之间未来的矛盾虽然较多,战略猜疑也较重,新问题也会较多。但妥善处理三方面关系,发挥历史遗产的作用,充分利用当代新资源,中美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
 
 
 
6.功能性关系伙伴:中国替美国分担一些责任,美国同中国分享一些权力
 
 
 
马丁·雅克撰写的《当中国统治世界》,开篇就提到,中国文化具有现代性,理性治国、世俗主义、实用主义、物质主义都是现代性的内容。所以我们的现代性,是孔圣人在2500多年前就已为我们确定下来的,西方人没有这个福气。西方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,后来开展了启蒙运动,出现了康德这一人物,被称为“欧洲的孔子”,他完成了孔子同样的功能。康德告诉大家“上帝归上帝,世俗归世俗”,作为世俗的人就应将世俗过好。从功能的角度看,孔夫子2500多年前就已完成。
 
 
 
我建议学习西方四个方面的内容,而且按顺序排列:第一要学“马先生”,Market economy ,就是市场经济。邓小平先生已经指出正确方向,现在中国人玩得特别好。第二要学“赛先生”(科学),第三是“罗先生”,就是Rule of law,就是法治,要依法治国,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。第四个才是“德先生”(民主)。
 
 
 
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先生在2013年出版了一书,名为《On China》(《论中国》),他最后说道,中美要Coevolution(相互演进),这是很好的态度。因为美国原本是以自我为中心,要求别国向他演进,基辛格先生竟然说对中国不能这样,两国得相互演进,这是很了不起的。
 
 
 
具体怎么演进,我有两个方案:我们要帮美国分担一些责任,美国必须同我们分享一些权力,如果美国怀抱这种新的态度,然后双方按照“两个分担”的做法,我认为,中美最后会形成一种“功能性伙伴”的关系,英文表述为Functional partnership。功能性伙伴与美日关系不同,美日关系称为“制度性伙伴”,就是受法律约束必须合作。而中美关系不然,功能性伙伴具有两个要点,第一我们在很多具体的议题上合作,第二,我们有对话机制,能把分歧控制住,然后在一部分议题上进行合作,加起来就是功能性伙伴,这是可以做到的。而且对中国与美国均有利,可能对世界也有利。如果中美之间真的成为日美那样的关系,联手统治天下,坦率来说,对其他国家非常不利,因为中美两国过于厉害,使得别国的发展空间非常狭小。
 
 
 
我最后的结论是,面对中国新的国力发展,我们必须承认它会带来一些麻烦。包括战略上的不信任,以及一些新问题。但是,如果我们应对得当,跳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构建相对平等的新型伙伴关系,也就是功能性伙伴关系,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。这既是我的判断,也是我的期待。